如果年轻人被一位老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所感染、震撼,进而产生共鸣、走出迷茫,在与老人的比照中,开始校准人生坐标,那么这种精神,就具有时代价值,就具有穿透力,就会穿越时空,跨越年龄,放射出持久夺目的光芒。

他叫朱彦夫,1933年出生的“30后”；他叫高天成,1993年出生的“90后”。2011年,小高从临沂参军入伍,来到淄博预备役工兵团,团部与朱彦夫家相邻。小高家庭比较富裕,来部队时,连衣服都不会洗,父母光袜子就给买了100双。

当小高的人生与朱彦夫有了交集,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变。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坐着轮椅的朱彦夫,小高打了个敬礼,老人上身一挺,艰难地抬起残存的左臂,还了个不标准的军礼。

小高心头一热,就懵了——这就是传说中的老英雄吗?由好奇,到了解；由了解,到景仰,小高被朱彦夫带入一片新天地,他开始重新审视人活着的价值。

岂止是90后的小高,朱彦夫的事迹教育了几代人。有位大学生见到朱彦夫后的感言是:“第一眼,是震惊；第二眼,他就是泰山!你不能不肃然起敬。”

朱彦夫就是一汪风吹不走、日晒不干的清泉。泉眼来自哪里?岁末年初,我们来到沂源,来到朱彦夫身边,解读这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,解读他的生命密码。

缺手缺脚不缺“钙”

“回看走过的一生,我不相信命,更不相信运。我相信自己的判断,相信党!只要信念不倒,精神不垮,什么都能扛过去!”

——朱彦夫

床上的军装整齐地叠着,假肢并排靠在床边,假肢上的黄军鞋鞋头始终朝外。这是战士时刻准备出征的姿势。

81岁的老英雄坐在床上,他是用心在走,在跑,在跳,在冲。

1947年,沂源解放。那年冬天,14岁的朱彦夫穿上了军装。肥大的棉裤虽不合身,却通体暖和舒服。他把身上惟一的补丁摞补丁的裤子换下来,搭在了路边的高粱篱笆上。数月后,行军路过此地时,他换下的破裤子还在那里迎风飘舞。直到现在,他睡不着时还想着那飘荡的破裤子,还有他能跑的长腿。

让他自豪的是,在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抗美援朝等上百次战斗中,他的腿、他的手、他的眼,都为他立过战功。

1950年12月初,朝鲜长津湖,争夺250高地的战斗打响了。朱彦夫所在连队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,与装备精良的两个营敌人殊死搏斗,激战3天3夜,全连官兵都牺牲了,仅剩下他,头部中弹,胸部、腹部重伤。昏迷中,他口渴如焚,竟将自己被炸出挂在脸上的左眼球吞进肚里,后被发现送往医院急救,先后做了47次手术,两腿从膝盖以下截去,两手从手腕以上锯掉,失去了左眼,右眼的视力仅剩0.3。

医生为他输液输血,清创消毒,植皮取弹,剖腹排便,他都不知,在“太平室”(专门为危重病伤员设立的抢救室,接近于太平间)昏迷93天后,几乎被宣布死亡的朱彦夫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。

可是,他清醒后却哭着埋怨医生:“为什么要救我?没脚,没手,一只眼,我活着还有什么劲?!”

万念俱灰的朱彦夫,被转到荣军医院。但他时刻都在想:怎么死。

他滚下床,挣扎着将身子滚到窗口的桌子前,用臂碴扳着桌角,伤口挣裂,鲜血淋漓,染红了桌腿和地面,终于爬上了桌子,正要往窗外滚,却被一个叫“飞毛腿”的病友,一把拽了下来。

荣军医院马政委大发雷霆,劈头盖脸剋了他一顿:“朱彦夫,你没良心!你死了,对得起牺牲的战友吗?对得起给你治疗的医生、护士吗?你知道为抢救你输了多少血吗?你这软骨头!你还算个党员吗?你是举起拳头宣过誓的人,举过拳头……”

话音未落,只见朱彦夫举起残臂,哆嗦着嘴唇:“我没有拳头了啊!”

两个军人相拥而泣。马政委说:“咱没有拳头,还有心!”

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,银发满头的朱彦夫谈起那场生死对话,已经很平淡了。他的嘴角甚至挂着一丝微笑:“说句大实话,如果我不是党员,忘记了举拳头,器官早就萎缩了,精神早就崩溃了。我老朱心里要不是装着个党,装着个共产主义,早就死了。是党救了我,我不爱党行吗?”

共产党员死都不怕,还怕啥?先做个能自理的人吧。

他最先是试着用残臂自己吃饭,把饭碗、碟、勺子、窝头摆在断腿前,模拟吃饭。双臂碴夹起勺子,还没等靠近碗沿,勺子就掉了；用嘴叼起勺子再用臂碴夹紧,方向把握不准,又把碗碰翻；重来,憋着气举起,一低头张嘴,勺子啪啦又掉了……一个动作每天要琢磨练习成千上万次,一气练了几十天。

第一顿“实战”,还是打了碗、撒了米。他用舌头把米饭舔进嘴里,咽进肚,眼泪吧嗒吧嗒滴在米饭里。他感到委屈,骂老天不公,但是抹掉委屈的泪,仰起头来,还是一个笑脸。

终于自己能吃了,他兴奋不已。又对准了下一个目标——站起来!

他先让人帮着装假肢,后来,又偷偷自己装,但是每次都摔得血肉模糊。反反复复练习之后,终于靠自己一人装上了,朱彦夫兴奋得一下子从床沿站起来,感觉自己高了许多,就像初学踩高跷,身子晃动着站不稳当。他抓起拐杖,用力拔起一只腿向前移动。“咣当”一声,摔倒在地,鼻脸出血。他安慰着自己,至少能站了。这次站一秒,下次站两秒……

摔倒,爬起；再摔倒,再爬起。四肢的创伤面刚结痂,又被磨破,鲜血直流,浸透了衣服和腿套。

“怎么止疼?我有个法儿,唱歌!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、《志愿军军歌》,我嗷嗷地唱,嗓子哑了,还唱,一直唱到不疼了为止。”朱彦夫笑着说。

朱彦夫又一次顽强地站了起来。他挑了病房外一棵最高的杨树,并排站着,但没靠着。他赢了!他看一切,不再是仰视。他的目光又达到了常人的高度。不,是常人达不到的高度!

假腿让他站立,他又想起了真腿。脑海里又不时浮现出他那条补丁摞补丁的裤子在风中飘荡的样子。

是一辈子在疗养院里被人伺候着,还是回到老家,去干点“有腿人”该干的事情?“去”还是“留”,如当年的“生”还是“死”一样,摆在了他面前。

他失眠了。最后,他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:不能让国家养起来,我要回家。

1956年春,朱彦夫回到了阔别9年的故乡——沂源县张家泉村。在人生的第二个“战场”,他与乡亲们一起战天斗地25年!与村党支部成员一起谋猷筹画、恂恂笃行了25年!

■记者手记:走近朱彦夫,方知自己活得多么卑微；走近朱彦夫,方知人的潜能如此巨大。朱彦夫周身有一种气场,放射出一个强者的生命光芒。他缺手缺脚,但一点也不缺“钙”。精神就是他的“钙”,是坚定的理想信念,让他铁骨铮铮,立于天地间。

守好党的“生命线”

“利用一切条件,做够一个人的实有工作量。我这个条件就一个字:拼!为群众,就是守阵地。怎么守?拼还是不拼,干还是不干,效果不一样,境界更不一样!”

——朱彦夫

2014年1月15日上午,张家泉村现任支书刘文合又来到朱彦夫家。

朱彦夫搬到县城住后,刘文合同前几任支书一样,只要到城里,都要到老书记家中看望,请他品尝村里新下来的果子,说说村里的情况。

一落座,朱彦夫就扒拉开自己的日记本,搓出一张纸条交给刘文合。刘文合告诉我们,这是老书记的习惯。自从朱彦夫患脑梗塞后,思维就难以一直清晰了。看电视的时候,有什么致富项目和信息,觉得村里能用上,或者自己有什么建议,他就写下来,等村里来人交给他们。“老书记提的建议,大多数都很管用。”刘文合说。

全县第一个有拖拉机,第一个平均亩产过600斤；全乡第一个用上电,村民人均收入第一……谁能想到,这么多“第一”,竟是张家泉,这个建国初期村民连地瓜干都吃不饱、一到灾年就靠讨饭糊口的穷山村创造的?又有谁能想到,这个穷山村巨变的掌舵人,竟是一个缺腿少手、“死而复生”的“烈士”(村民们曾以为朱彦夫牺牲了)?

朱彦夫能干上支书,是因为两件事。

回村后,朱彦夫躲在小屋里,先是继续艰难地锤炼自己:从舌舔饮食,牙装假腿,到抱勺自食,自己解便。“脱胎换骨”的他,终于有精力打量自己的村子了。

他看着乡亲们吃不饱、穿不暖的样子,寝食难安。怎么才能过上好日子?有打开福门的钥匙吗?苦思冥想好几天,想到自己在荣军医院时自学了点文化,了解了很多事,明白了很多道理,有了:“办图书室!文化是钥匙。”

通情达理的媳妇陈希永当然支持。可困难也明摆着:房子、书架、图书哪里来?

朱彦夫和媳妇一合计,娘那间屋还算宽敞,就把图书室办在那儿。

书架怎么办?深夜,风吹得老屋顶上的草沙沙作响。踱步到饭棚前,老朱一激灵:这不是有给娘做送终寿器的木板子吗?他硬着头皮到了母亲房间,一提这事儿,老人眼泪扑簌簌掉:“什么都依你,这个不依。”

孝子朱彦夫,跟娘动心眼儿。他憋在屋里,不吃不喝。媳妇叫不答,弟叫不理,娘叫不应。憋了半天,还是娘心疼儿子,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。朱彦夫弯腰垂首,在床上给娘磕了一个响头。

就差书了。朱彦夫让妻子从床铺盖底下,拿出积攒下的97元3角2分钱,又卖掉家里仅有的一头猪和半瓢鸡蛋,一共是172元。10多天后,200多册通俗又实用的图书摆上了书架。全乡第一个乡村图书室终于开张了。

一时间,图书室门庭若市。村民们大多不识字,手里捧着书看不懂,干着急。朱彦夫就一篇篇念给大伙儿听,念得口干舌燥、嘴角都抽搐了。

这样下去不是个长法。朱彦夫又有了大胆的想法:办夜校。村干部们同意后,很快把南山上四队的仓库挤出一间,垒砌了些石板石凳,打了块小黑板,夜校就算是开起来了。

“朱老师”大概是全国讲台上动作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位:两截断臂夹不住粉笔,就把粉笔套上弹壳,一使劲写字,弹壳边缘就嵌进肉里,钻心地疼；站时间长了,双腿失去了知觉,经常一到下课,迈不开步子,直接摔倒在讲台上；夜校离家有2里地,晚上看不清山路,不知摔倒过多少次,多亏他练就了一个自我保护的“妙招”,摔倒时双臂快速抱住脑袋,才一次次躲开了生命危险；有一次摔掉了假肢,为了不耽误上课,他硬是爬到了教室……

700多个夜晚,无论寒暑、雨雪,“朱老师”从没缺过一次课。这个连高小生都没出过的山村,有100多个学员学会了写信、看书、算账,10多人先后当了会计。

这样为大家伙儿操劳、吃苦的好人,上哪里找?两年换了3任支书、人心涣散的张家泉人,终于看到了一个肯干、能干的带头人!1957年春,老支书请辞,村支部成员纷纷推举朱彦夫接任。

干还是不干?

朱彦夫说:“不是不想干,可我残情太重,哪有憋在家里干工作的?”党员们说:“你就给大伙儿打打谱就中。”朱彦夫看着大家恳切的目光,咬紧了嘴唇。

最后投票表决,8名党员全票通过。村支书的担子,就落在了这个伤残军人肩上。

老母亲听着儿子干了村支书,生了气:“你有口气,俺还有个儿子。你累死了,俺找谁去?咱不干!”老朱说:“娘,你儿子是党员,铁打的,命硬。”

一上任,朱彦夫就拄着拐,拖着17斤重的假肢,臂上搭着块随时擦汗的毛巾,深一脚浅一脚,到田间地头查看生产,逐门逐户查访民情。

朱彦夫说:“身子骨好的村支书检查生产,顺手抓起一把土,就能看出地刨得多深,种子种得够不够密。我呢,就要趴到地上,用胳膊扒,扒出种子,看看够不够标准。”

几个村干部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,都劝他不要出门,甚至找人看着他。朱彦夫火了:“哪有‘家里蹲’干部能干好的!”

为了躲开众人,朱彦夫出门调查都是“偷”着,他把时间放在了晚上。

山里的秋天,露水上得快。如洗的月光,低鸣的蟋蟀,把这秋夜衬得越发寂静,只有通往村里南山的小路上,朱彦夫的拐杖和假肢“咯咯吱吱”“叮叮当当”地响着。只剩最后一个小陡坡了,朱彦夫一分神,拐杖拄空,重重地摔在地上不算,又滚了好几米,摔进沟里。假肢摔掉了,残腿上的截肢面也被戳破,用手臂摸一下,才发现绷带都被黏糊糊的血水湿透了。朱彦夫忍着疼,干脆背起拐杖和假肢,一点点儿爬上了南山顶。

已经是下半夜了。借着月光,从山顶向下望,看着山村残破狰狞的沟壑,朱彦夫陷入了沉思。

天一亮,上山的村民发现了已经枕着假肢睡着、浑身湿透的朱彦夫,赶紧把他叫醒,连抬带抱下了山。

村民们心疼地说:“你大半夜上那儿干啥啊?”

他沉默着。他是在找“路”啊!

主意慢慢拿定:治山、治水、造田、架电。一个个山里人想都没想过的大工程,在张家泉热火朝天地展开,一干就是10多年。

张家泉三面是山,本就不多的土地被三条大沟分割得七零八落,由于常年洪水冲刷,沟内乱石密布。土地少,收成低,打下的麦子用瓢量。人多地少的矛盾不解决,张家泉村就永远吃不饱,一定要把三条沟治理好,让荒地变良田!

忙完秋收,张家泉村200多名男女劳力,浩浩荡荡开进了1000多米长的“赶牛沟”。兵分几路,有的开石运料,有的下沟挖墙基,有的挖土垫地。白天农业劳力干,晚上副业劳力接着干。一个冬天下来,荒了几代的“赶牛沟”,一下子变成了地下暗渠,上面变成了40多亩平展的良田。

村民尝到了甜头,又干了两冬,“舍地沟”“腊条沟”也荒地变沃土。有土地,就有粮食,张家泉人第一次吃上了白面馒头、小米面煎饼。多年没娶进一个媳妇的张家泉村,一年就进来了10个。

层层叠叠的果园上,密密的枝桠在寒风中摇晃着。虽是零下8度的气温,摸着砖石犬牙交错的暗渠桥涵,我们仍觉得暖和,像有一股热流在体内激荡。一些老辈的村民听说是来采访朱彦夫的,纷纷上前给我们介绍,当年老朱在哪里摔倒过,自家当年多了几百斤收成,一说起来就停不下。

村民们服了朱彦夫了。

“山顶松树带帽,山下林果缠腰”。朱彦夫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提出的这个口号,置于现在都不过时。口号需要落实。村民们呼啦啦涌上了山,一年接着一年干,张家泉上千亩荒山全部披上了绿装。现在,村里产的苹果都卖到了国外。

1975年秋天,朱彦夫的老母亲一病不起。那时政府刚号召实行火化,老人把朱彦夫叫到跟前:“儿啊,苦啊罪啊咱都受了,可千万别把我烧了啊。”

不几天,老母离开人世。村里人议论:老朱能舍得把母亲烧了?朱彦夫二话不说,强忍住悲痛,叫过张茂兴,让他负责母亲的殡葬事宜——火化。

夜深人静,朱彦夫佝偻着跪在灵堂,双臂捧着母亲的骨灰盒,泪如雨下:“娘啊,你别恨我。等儿到了那边,再好好伺候你。”

在朱彦夫母亲住过的老屋前,我们伫立良久。是啊,为了移风易俗,朱彦夫让亲娘当了“教材”。对于张家泉来说,那一缕青烟,何尝不是一阵清风。

那时候,村里没有办公室,朱彦夫家那间狭窄的屋子就是会议室。支部开会,一开就到深夜。陈希永头胎临产,羊水已破了,找人传话,老朱说“不急,不急”,继续开他的会。这天晚上,会一直开到半夜,而陈希永,把女儿生在了家中的茅草屋里。没过两天,朱彦夫又让还没缓过劲儿的媳妇推上小车,上了打井工地……

朱彦夫不止一次对全家人说:“咱家有特等残废这一个‘特’字就够了,绝不容许再有一个‘特’字——特等公民出现!”

对家人严苛得近乎“残忍”,但他视民如伤,百般呵护。朱彦夫的大女儿朱向华告诉我们,父亲每月的伤残金,大部分都用在了集体的事和接济村里的穷人、病人上。上级每月配给他的白面、红糖,他也总要分一些给四邻八舍的老年人、五保户、病人和烈军属。为了架电买材料,父亲更是花光了所有的积蓄。

谁能想到,村里惟一吃“国库粮”的支书朱彦夫,竟成了全村欠债最多的人,很多次家里连盐都没钱买了。当支书25年,朱彦夫只让村里报销过50元钱,还是为了招待给村里架电的工人。25年里,他也从没接受过村里一次宴请,没吃过群众一顿饭。

“老朱一个国家的功臣,这么多年为了咱村,流尽了血汗,没得一点好处啊。”村民张吉才感慨,“老朱就是俺们村的‘好党’。”

■记者手记:群众路线,是党的生命线。朱彦夫不居功自矜,不孤芳自赏,融入群众,心系群众,群众才爱他,敬他,尊他。他是一面镜子。通过这面镜子,每位党员干部都应看到,只有真正植根于人民群众,坚持为民、务实、清廉,人民群众才会始终跟党走,我们党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

用生命赓续传统

“读者能从《极限人生》中感悟到先烈的不屈、革命战士的凛然正气、伤残者的自强,从而汲取做人的力量,那么我也就不会因空熬时光而羞愧了。”

——朱彦夫

朱彦夫对我们说,他从朝鲜战场上下来,就再也不吃土豆、圆葱和胡萝卜。

“土豆、圆葱,看着就恶心。我们趴在战壕的雪窝里,就着雪啃生土豆、生圆葱,啃半个月,啃吐了；胡萝卜,看着就伤心。战友为了拔胡萝卜给大伙充饥,身中27弹……”

深入骨髓的记忆,岂止是食欲,还有嘱托。

“你一定要记住,一个连的消亡,在战争史上可能不算什么,可你要想法儿把这壮举记录下来,告诉后人,我们死也瞑目了!”

这是在骨山血河的250高地上,连指导员高新坡弥留之际,一字一句留给朱彦夫的。

从那一刻起,这嘱托就镌刻在了朱彦夫的心灵深处。怎么才能让大家铭记?口传,笔传。“我不会写,就用口说吧。”

朱彦夫作的第一场报告,是1952年的清明节,他正躺在泰安荣军疗养所的床上,被附近一所中学请去。当他讲到那场全连覆没的英勇悲壮的战斗,人群中一片静默,随即有低泣声传来,渐渐这哭声连成一片,最后变成了“向最可爱的人学习!”“向最可爱的人致敬!”的口号声。

朱彦夫自己也没想到,听众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,他感到非常欣慰。他突然想到了战友的嘱托——我一定要不辞辛苦地讲下去,用嘴巴完成战友的遗志!

从1952年开始,到1996年突发脑梗塞倒在讲台上,44年间,朱彦夫拖着残腿,每请必到,奔走大江南北,无偿作了1000余场报告,听众达几百万人,所到之处,都会引起听众的强烈共鸣。在人们眼里,朱彦夫是信念、意志的标尺,是力量的象征!

为了作报告时不上厕所,他不敢喝水,每一次都讲得口干舌燥,激动得头昏眼花。讲到沉痛处,他和听众一起落泪；激昂处,恨不得一起呼喊。有时,他陷入回忆,哽咽着,哆哆嗦嗦地用磨光的手臂从口袋摸出火柴和烟,用两膝夹住火柴盒,用双臂夹住火柴柄一擦,点燃香烟痛苦地深吸一口,表情沉痛忧郁。

每作一次报告,朱彦夫就像又到死神门口挣扎一回,和战友生离死别一次,回到家就像大病一场。但为了战友的嘱托,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他们的付出,珍惜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成果,为了重燃那因种种原因而黯淡下来的生命之火,他觉得值!

有一次,朱彦夫应邀去一所中学作报告,一个孩子会后问他:“朱爷爷,有的同学在议论,当年你们打仗那么拼命,不是太傻了吗?现在办啥事都讲钱,你拿了学校多少钱?”

这话深深地刺痛了朱彦夫,作为历史的见证人,自己必须告诉孩子们,世界上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,还有很多安身立命的道理。但是,自己还能有多大的精力、作多长的报告?

书!只有写书!把共产党人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甘愿牺牲的凛然正气写出来,把一个特残军人自强不息、挑战生命极限的精神信念和奋斗历程写出来!浇灌那些干涸荒瘠的心田!

但是,真要动笔,谈何容易!肚子里“墨水”不够,写字又困难。朱彦夫很早就有个念头,自己攒钱,到时候雇个“秀才”写出来,也算了却指导员的遗愿。但是,想来想去,还是不行。

写还是不写?又如当年的“生”还是“死”一样,摆在了他面前。

“写,可能不是最好的,但我写出来了,就是最好的。”

1987年,在专程来看望的迟浩田将军鼓励下,朱彦夫终于拿起了笔。他把被子叠成“方块”,垫在大腿上,再把写字板放在被子上,弓背低头,用嘴含着笔尝试写字。口水顺着笔柄往下流,浸湿了稿纸,换一张重新写!再湿再换,开始每天只能写十几个字。长期的弯腰弓背让他头晕目眩,各处伤口疼痛难忍,似乎又经历了一次手术台上的洗礼。

朱彦夫走火入魔了。有时嘴上叼着笔,却当成烟去点；在床上点烟,烧着了蚊帐或被子；夜里突然想起什么情节,爬起来记在纸上；有时喊着“冲啊……”从床上滚落下来,甚至爬出门外,自己还浑然不知。

整整七年,2000多个炼狱般的日日夜夜,朱彦夫这个一天学都没上过的人,翻烂了四本字典,用掉半吨稿纸,终于在1996年7月出版了33万字的自传体小说《极限人生》。

拿到新书的那天,朱彦夫把自己关在屋里,恭恭敬敬地在扉页上写满了战友的名字,然后双膝跪倒,将其点燃。蓝幽幽的火苗里,他仿佛看见,字字句句化成了一曲悲歌、一幅挽联,唱给了烈士们期盼已久的心灵,飘荡在浸透着他们生命和忠诚的山河间。他长舒了一口气,卸下了背了46年的千斤重担。

“当时我想爸爸口授,我替他抄,但他坚决不用。”朱向华说。我们问朱彦夫,为何如此?他的话很短:“我觉得我能行!”

他写的书,成了好多人的枕边书、励志书。淄博预备役工兵团将《极限人生》作为必读书目,朱彦夫也成了他们最贴心的“政委”。

1996年10月21日,俄罗斯《真理报》刊登了记者安·克鲁申斯基的文章《闪光——中国的保尔·柯察金捍卫新社会的价值观》,文章评价:这两个不同国家、不同时代的英雄人物的生平,似乎是平行地发展着,甚至“中国的保尔”更有过之。

现任沂源县委书记苏星说:“地理上,沂源号称山东的屋脊,那么朱彦夫就是这屋脊上的精神高峰。”

■记者手记:革命历史,是一种传承共产党人优秀红色基因的正能量,它既是“定位仪”,也是“平面镜”,更是“教科书”。朱彦夫始终以战士的姿态,理直气壮地讲革命传统,理直气壮地写革命传统,理直气壮地歌颂大无畏的革命精神。他像当年坚守250高地一样,坚守着这片精神高地。他如一团火,代替他死去的战友在说,在诉。

奋斗着,就是幸福的

能够把痛苦和磨难踩在自己的“脚下”,能够以胜利者的姿态去笑傲生活,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感到骄傲和自豪!人活着,就得奋斗；奋斗着,就是幸福；奋斗不止,幸福就不断。

——朱彦夫

“你幸福吗?”见到朱彦夫,我们也抛出了这个“俗”之问。

“中央电视台没问我,我在这里回答你们:非常幸福,无限幸福!”

人生没有滋味,滋味全靠咂摸。在朱彦夫看来,起初,自己走几步不倒,就是一种幸福；在村党支部书记岗位上,为群众多办点好事,也是一种幸福；苦熬七年,写成《极限人生》,奉献给社会,这更是一种幸福。

从1996年底患脑梗塞至今,朱彦夫半身不遂,右侧身体没了知觉,连穿假肢站立的“权利”都没有了。

清醒后,朱彦夫的第一个念头就是:我可能再也走不了了。他交待儿子朱向峰,去找两个旧轮胎,用绳子拴在一起,他要用轮胎当腿!他不能失去“行走”的能力,不能降低自己的“幸福指数”。

3年前,朱彦夫又因为心肌梗塞,心脏放了5个支架。

但朱彦夫一刻也没闲着。走进朱彦夫的房间,满眼都是书籍,满眼都是日记本。这是书海中的艰难跋涉。朱彦夫凭借一只视力仅有0.3的右眼,逐字逐句印到脑子里,刻在心里。

翻开他读过的书,除了批注、感悟,令人好奇的就是书页上各式各样的折角。

朱彦夫得意于他的“创造”:“这句话,或者这段文字我相中了,就折上一个角,一般的句子折一个角。重要一点的,就把折角再折回来。再重要一点的、对我有启发的,我就叠上三个。”

朱彦夫始终保持一种乐观的姿态,他一直在向正常人“靠拢”。朱向峰说,小时候,根本没把父亲当成残疾人。父亲会刮胡子,会划火柴,会端馒头锅,会浇花看报,会夹着小向峰的头把他提溜起来,逗得他咯咯笑。父亲是个壮劳力,从一人来深的茅坑里向外抛粪,他用残臂夹住孩子,让孩子提着粪筐,腰部发力向上“呼”地一抡,把一筐粪扔到了地面。

朱彦夫还不时拿疼痛开玩笑。身上的伤疤每到阴天下雨就疼,他说自己是“天气预报”；假腿走在泥水里,他说“这就是优越性,零上100度不觉得烫,零下100度不冻得慌!”

71岁的张家泉村村民刘德发说,朱书记刚来村时,年轻,有时不拄拐。一个腊月天,整治蜡条沟,他在山路上走得急,突然假肢踏在一块石头上,咣当一声摔倒了,别人赶紧去扶。他却摆摆手不让:“还没过年呢,提前磕了个头!”逗得大家笑了。

朱彦夫还会打扑克、下象棋,动作虽有迟缓,但是水平都不低,村里没人是他的对手。

朱彦夫说话,风趣幽默,别具一格,有军人的豪气,还有沂蒙汉子的朴实。他是一个很好的“聊友”。“我当了一辈子‘小偷’。14岁偷着去参军,从疗养院里偷着回家,当村支书,也是瞒着家人偷着干上的。晚上想出门查看工程,老伴、子女都不让去,我就偷着出去。见熟人就躲到庄稼地里,要不让他们发现了就背着你、推着你,你就看不到想看的东西了,就不自由了。‘偷’也是一种幸福。”

刘德发感慨:“不说别的,朱书记能活到现在,能把六个孩子拉扯成人、成才,本身就是个奇迹!”

“我和牺牲的战友相比,自己至少还活着,坐过火车、飞机,看过手机、电脑,享受过胜利果实；我还有子女,享受了天伦之乐。把肢体的一部分献给了祖国,这是战士无上的光荣；还有机会用剩下的另一部分发挥余热,这就是双份的幸福了。”朱彦夫说。

朱彦夫用自己的心血,把名字写在炮火连天的战壕里,写在沟沟坎坎的山野上,写在热血沸腾的报告厅,写在《极限人生》的书本里,写在人们的心田里。

我们问朱彦夫,梦想是什么?

他说:参军时,我的梦是杀敌立功；受伤后,我的梦是自己站起来；回村后,我的梦是让村民富起来；现在,我还有梦。极限人生还没画句号,我还要继续写……

朱彦夫,一个大写的人!

■记者手记:他的身份是战士、是伤残军人、是村支书、是校外辅导员,是作家,但是他始终牢记,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,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。他的时光,没有哪怕一分钟是给“行尸走肉”的。浑身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朱彦夫用毕生经历告诉世人:有坚定理想信念的人是幸福的,公而忘私的人是幸福的。